【壹嘉书摘】貝多芬：革命還是反革命？——貝多芬誕辰250年紀念（续）

“歷史上有兩個截然不同的貝多芬，一個為推翻封建王朝而歡呼雀躍，另一個和帝王將相過從甚密，與封建體系水乳交融。這兩個貝多芬共生於一個矛盾統一體。不錯，貝多芬是一個啟蒙主義者，政治觀念進步且成熟，正義、平等、自由等人文思想根深蒂固。但終其一生，貝多芬與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帝國皇室、眾多貴族之間的關係，用如魚得水來形容恰如其分。這些思想開明、文藝修養高深的貴族精英們對貝多芬的幫助提攜可謂無微不至，令人感動。貝多芬最後所取得的偉大歷史性成就，他們也功不可沒。”

壹嘉新書《英雄命運：貝多芬250年頌》是獻給貝多芬250年誕辰的一份頗有分量的禮物。本書擺脫專業研究之窠臼，以翔實的史料，嚴謹的論證，提出了嶄新的觀點。作者章凝，華裔美國作家、詩人、音樂愛好者，基於對所書歷史人物及其作品全面深刻的理解認識，作者在一些重要專業課題及領域推出了個人獨闢蹊徑富有首創性的論點和意見。

本文摘自《英雄命運：貝多芬250年頌》第五章《我是火焰非刀劍》，有刪節。

《英雄命运：贝多芬250年颂》已经上市，amazon, B&N网店有售。

18、19世紀兩百年，乃西方古典音樂空前絕後的全盛期，大師巨匠接踵而至相繼亮相，你方唱罷我登場，各領風騷數十年。以他們各具特色的精品傑作，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燦爛輝煌的不朽印記。粗略而論，歐洲音樂於此期間的總體發展脈絡，近似一個漢語的“山”字形狀。此山左峰為18世紀上半葉以巴赫、亨德爾、維瓦爾第為翹楚的巴羅克流派，右峰為19世紀下半葉以勃拉姆斯、瓦格納和柴可夫斯基為領軍人物的後浪漫派，而中峰則是18、19世紀之交前後，以海頓、莫札特、貝多芬、舒伯特等為旗幟標杆的古典、浪漫派。所謂左右難分仲伯，中路異峰突起。

貝多芬生前個人的事業軌跡，以當時維也納的社會輿論評判，竟也是一個“山”形。左峰為1805年左右，他以《熱情奏鳴曲》、《英雄交響曲》等不論在思想內容上，還是在技術形式上皆堪稱開拓創新的革命性作品，正式被公認為莫札特、海頓的繼承人，且青出於藍勝於藍。右峰為1824年舉辦的那場以《合唱交響曲》為主，《莊嚴彌撒》為輔的音樂會（57音樂會）的巨大成功。它向世人展現了作者思想性音樂所達到的又一嶄新境界，強化了貝多芬作為當代歐洲首席音樂家的地位。那麼中峰呢？貝多芬事業的如日中天發生在哪裡？它發生在1814-1815年“維也納會議”期間，貝多芬作為一位“反法”、“反革命”音樂家，攀上了他藝術生涯世俗成功的珠穆朗瑪峰。

1814年3月，俄國、奧地利、普魯士反法聯軍攻陷巴黎，拿破崙宣佈無條件投降，隨即被流放到地中海厄爾巴島。法蘭西第一帝國滅亡，波旁王朝復辟。消息傳來，奧地利舉國歡騰，多年來重重壓在頭頂上的大山終於被推翻了。奧國宮廷劇院管理層匆忙拼湊了一部題為《喜訊》的歌唱劇以茲慶祝，音樂由多位著名作曲家連袂譜寫，貝多芬作為頭號種子選手，被委託寫壓軸大合唱，曲名《日爾曼之歌》（WoO 94）。作品完成後，貝多芬寫信向魯道夫表忠：“《日爾曼之歌》屬於對我們的事業持認同感的整個世界，並且她第一屬於你，正如我的全身心屬於你。順祝你巴勒莫之旅愉快！高貴的殿下忠誠而最順從的，貝多芬”。來看歌詞：“日爾曼，日爾曼，如今你輝煌地屹立！”“弗蘭茨皇帝，勝利，讚美他！日爾曼萬歲！”

接下來“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隆重召開，歐洲各國帝王將相、達官貴人雲集維也納，規劃歐洲未來的政治生態：劃分各國版圖，重整封建秩序。議程鬆散的大會自1814年秋一直開到了1815年夏，時間長達9、10個月，創下了人類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長國際會議的記錄，並保持至今。冗長拖拉不一定就意味著枯燥乏味，會議主辦者很有商業頭腦，會議期間大張旗鼓地慶祝戰勝拿破崙，五花八門的活動安排得豐富多彩，宴會、晚會、舞會、音樂會、運動會、教會儀式等層出不窮密集上演。鶯歌燕舞花天酒地，折騰得一眾來賓樂不思蜀，直把他鄉當故鄉。也是銷金一鍋子，維也納不提供免費的午餐，精明的奧地利人不幹倒貼錢以換取空名氣的蠢事，會後許多貴族發現自己的財富大大縮水，甚至已經淪為貧民。會議為文藝工作者們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大展身手的舞臺，東道主音樂大師貝多芬恭逢其盛，音樂國王舍我其誰，順理成章成了萬眾矚目的主角。數月之間，在各國的皇帝皇后、王公貴族、政治家、外交家及維也納市民面前出盡了風頭，個人聲望登峰造極。

维也纳会议，August Friedrich Andreas Campe作。

先是恭迎各國貴賓，貝多芬受命寫了首合唱曲《你等英明的建國者》（WoO 95），然後是應景創作，舉辦個人音樂會，忙得不亦樂乎。那麼，貝多芬拿出了什麼作品來款待他尊貴的賓客們，從而達到了他人生的頂點呢？除去與政治不直接沾邊，相對抽象中性的《第七交響曲》（Op.92）和《第八交響曲》（Op.93）外，幾乎全都是以歌功頌德為主旋律的愛國反法作品：《威靈頓的勝利》（Op.91）、《慶祝奧皇命名日序曲》（Op.115）、《光榮的時刻康塔塔》（Op.136）、《日爾曼之歌》（WoO 94）、《大功告成》（WoO 97），外加那個假革命真保皇的歌劇《菲岱裡奧》。其中最受當時愛國情緒空前高漲觀眾歡迎的，是那首在維也納會議之前就已風靡一時的《威靈頓的勝利》，接二連三上演，倍受大眾稱讚。當然新近改編過的《菲岱裡奧》也不遑多讓。    

這些產生於1814-1815年的“會議作品”中，《日爾曼之歌》、《你等英明的建國者》、《大功告成》的篇幅都不大，牛刀小試，可謂時事性作品，最後都被歸於ＷoO系列，可見作者時過境遷後認識到了它們藝術品質上的嚴重不足。《慶祝奧皇命名日序曲》完成得稍晚，雖然擠進了Opus系列，至今也屬於被遺忘作品。幾首曲子確實都比較虛浮簡陋，但個人以為純樸中自有一股雄渾之氣的《大功告成》仍值得一聽。

1814年11月29日，是貝多芬一生除生死日外，個人意義最為重大的一天 — 以當時而非歷史的眼光看：在維也納霍夫堡皇宮燈火通明、金碧輝煌的大雷德滕薩爾廳，他親自主持指揮了一場個人音樂會 —— 1129音樂會，其盛大隆重無與倫比，場面之大百年不遇。皇族貴胄，冠蓋雲集，前來參加維也納會議的各國君主盡數蒞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推聯手戰勝了拿破崙的歐洲大陸三巨頭之中的兩位：俄國沙皇亞力山大一世、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 of Prussia），及一眾皇后王子公主等。東道主奧地利皇帝弗蘭茨一世不知何故缺席，由皇后瑪麗亞•露多維卡（Maria Ludovika of Austria-Este）代表。其他來賓無外乎各國的王公望族、顯貴名流，如奧國外交大臣梅特涅、普魯士外交家兼學者洪堡等。音樂升級為國際重大慶典的中心，而音樂家被推崇為此中心的主角，這是音樂界近乎改朝換代的巨變。不要說一生低調的巴赫、半紅不紫的莫札特，這是連當年深受皇恩的亨德爾都沒有享受過的殊榮，因為他的高級觀眾最多只有英國王室。而眼下，全歐洲的上流社會彙集一堂聆聽貝多芬。史無前列，莫此為甚。音樂會的節目單為：《第七交響曲》、《威靈頓的勝利》和《光榮的時刻》。

俄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在他的统治下，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进入全盛时期。由于他带领俄国军队击败拿破仑，复兴欧洲各国王室，被欧洲各国和俄国人民尊为“欧洲的救世主”。

《第七交響曲》旋律鮮明、結構簡約、篇幅適中。因其總體歡樂明亮的特質，被形容為“舞蹈交響曲”，瓦格納稱之為“舞蹈的神化”，貝多芬自己稱之為“我可憐的才華所創作出的最歡樂的作品”。《第七交響曲》自1813年12月8日（128音樂會）首演後廣受歡迎，就此成為10年後《合唱交響曲》問世前，貝多芬最為普及的交響曲。

《威靈頓的勝利》也於128音樂會上隆重推出，樂曲別出心裁地在音樂中加入了大量的模擬槍炮聲，舞臺效果驚人。作品內容又是緊跟當前形勢，於是轟動一時大獲成功。一年來身陷愛國熱潮中的維也納觀眾怎麼也聽它不夠，有一種聽一遍這曲子就狠狠地揍了拿破崙一頓的感覺。它推動作者的名聲更上一層樓，也使得貝多芬一時幾乎淪為流行作曲家。

《威靈頓的勝利》是貝多芬功利上的最大勝利，後來卻被認定是他藝術上的最大敗筆。個人以為拋開政治不談，此曲在藝術上並非一無是處，最大價值在其創新實踐，它應該是最早的場景音樂或交響音畫，對即將興起的浪漫派音樂不無啟迪作用。近70年後柴可夫斯基同樣描寫拿破崙戰爭的《1812序曲》，明顯地有《威靈頓的勝利》的影子在裡面，雖然做到了青出於藍。貝多芬日後承認《威靈頓的勝利》很“粗陋”，自己“做了一件蠢事（Wellington's Victory was a piece of folly）”。但請注意：這裡他的自我批評指的是音樂藝術，而非政治立場。對於任何一部1814會議作品，貝多芬在有生之年從來沒有為之懺悔，也算是堅持反革命立場到底了。

1129音樂會上唯一的首演曲目為《光榮的時刻康塔塔》，此曲本來正是為本音樂會而作，是今晚當仁不讓的主角。康塔塔以一句激動人心的“歐羅巴站起來了！”起始，立即攫住了在場所有人的耳膜。隨著音樂的逐漸深入，貴賓觀眾們反應熱烈，陣陣整齊劃一的掌聲中沒有絲毫雜音。當樂曲行進至高潮，男女聲部齊聲高唱出“天佑吾王”時，台下的帝王將相、王子公主、豪門貴胄、騎士淑女們群情激揚，男人們扯去威嚴持重的面具，女士們放下矜持端莊的身段，一起爆發出山呼海嘯的掌聲、歡呼聲，台下的滾滾音波洪水般湧上臺去，淹沒了正在進行中的歌唱。就這樣，18141129這個不眠的夜晚，在全歐洲封建統治階層的高聲喝彩聲中，貝多芬大功告成。

《光榮的時刻》曇花一現，於1814年末維也納會議期間連演三場後，就此銷聲匿跡。貝多芬對此結果是既不滿意又不甘心。成功上演後的次年，他將作品賣給了維也納斯坦納（S. A. Steiner）出版社。斯坦納花了錢，卻莫明其妙沒有出版它，作者於是又聯繫到了英國的所羅門（Salomon）出版社，不幸也沒有好運氣。一稿多投或許不是問題所在，貝多芬經常這麼幹，因為那時候的版權法還很不完善。接下來的幾年，他又多次試圖在個人音樂會上重演這部作品，使之起死回生。直到1825年，他甚至還考慮為《光榮的時刻》加寫一個序曲。最後這些計畫或想法都不了了之，無疾而終。貝多芬晚年對當年的這部應景之作仍難以忘懷，與其說是對它藝術價值的自我肯定，莫如說是對昔日無限風光的一種傷感懷舊。可歎歲月如梭人生無常，良辰美景難再了。1837年《光榮的時刻》最終得以出版，此時距貝多芬去世已整整10年過去。光陰荏苒，風雲變遷，200個春夏秋冬又輪轉過去，時至今日，貝多芬的三部康塔塔成了他最為冷僻的長篇作品：《葬禮康塔塔》、《加冕康塔塔》和《光榮的時刻康塔塔》。

1129音乐会的举办地维也纳剧院

在這狂熱的1814年，貝多芬成鼎鼎大名，聲譽廣播全歐洲。正如多年後他驕傲地對申德勒所說的：那年頭，他聽任王公貴族們的追逐。與名俱來的，是經濟上的大翻身，一年當中錢財滾滾而來，比他一生中其它任何時候賺得都多，比如1129音樂會後，俄國皇后伊莉莎白•阿列克謝耶芙娜（Tsarina Elisabeta Alexejewna）個人就獎賞給他200達克特（ducat）金幣，大約相當於今天的3萬美元 —— 這是那年代一位音樂家的天價出場費了。為表彰貝多芬對本地做出的巨大貢獻，維也納市政府於1815年授予他“榮譽市民”稱號。這“榮譽市民”不僅是一個級別甚高的官賜名號，並且還十分有利可圖，獲此殊榮者終生免稅。這意味著貝多芬從此再也不用交官稅，他所掙的每一塊錢，100分屬於他自己。大紅大紫，名利雙收，這就是貝多芬一生事業如日中天的頂峰。與之相比，10年前《英雄交響曲》等構成的左峰影響基本上只局限於專業圈及上流社會，10年後《合唱交響曲》形成的右峰更像是一種迴光返照。

綜上所述，縱觀貝多芬的一生，按照他的後世神像製造商們自己制訂的政審標準，他的“革命”作品十分有限，只有絕無僅有的一部創作中期開始時的《英雄交響曲》，而他的所謂“反革命”作品卻數以倍計有目共睹，在當時尤其影響巨大，特別是那風靡一時的1814年。貝多芬以其政治性極強的諸多“反革命”作品和相應行為揚名天下，這讓他的神像製造商們情何以堪啊。於是乎，在眾多貝多芬的評介文章裡，對於讓當事人自我感覺極佳的這段光榮歷史，或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或裝聾作啞諱莫如深，總之是不願或不敢直視面對，在鐵一般的歷史事實面前選擇性地失明。

俄國皇后伊莉莎白•阿列克謝耶芙娜，巴登的路易莎公主

按字面定義，“革命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廣義上講，革命指推動事物發生根本變革，引起事物從舊質變為新質的飛躍。從狹義上講，革命主要是指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百度百科）推動社會變革，有循序漸進式，有暴力巨變式，目的一致殊途同歸，兩者皆可稱“革命”，只是具體實施的手段不同。問題是在馬列理論那裡，拒不承認自上而下的改良主義為一種革命方式，而只認同鼓吹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按照此種標準，貝多芬不僅不是什麼革命家，相反是一個十足的反動派。作為一個啟蒙主義者，貝多芬在他不同時期的言行及作品裡，表現出了他那並非是不可調和的思想上的矛盾。一方面，早期的貝多芬對於封建制落後於共和制這一在當時尚屬前衛的政治觀有著某種理解認同，拒絕因為自己是帝王將相的座上客、受惠人而自動加入維護這個體制的保皇黨，心甘情願為法國大革命發出自己的幾聲呐喊歡呼。於是就有了《英雄交響曲》。

但另一方面，隨著思想認知的不斷成熟深化，中晚期的貝多芬應該注意並理解到：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帝國和普魯士王國雖然實行的是封建制，但政治上並非鐵板一塊暗無天日，統治者也不是荒淫無道湣頑不化，一面壓榨魚肉百姓無所不用其極，一面對草民實行高壓血腥手段的獨裁暴君。他們也都在順應時代潮流，在風起雲湧的啟蒙運動的影響下，不斷進行著具有進步意義的政治改良，站在主觀約束己身，客觀造福民眾的立場上來進行文明統治。“開明專制”已成為歐洲那時期流行的政治時尚用語，先後幾代帝王皆屬明君。先看神聖羅馬帝國：瑪麗亞•特蕾莎女皇為廢除農奴制做好了準備，減少農民的勞役地租。她的繼承人約瑟夫二世廢除了農奴制，剝奪天主教會的世俗權力。利奧波德二世廢除了酷刑拷問和死刑，平衡稅收弱化教會力量。即便是那位以保守著稱的奧皇弗蘭茨一世，在維也納會議後也順天應時，著手制定了先進政體所必備的國家憲法。

再來看普魯士：神武英明的腓特烈大帝（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名義上是一個封建國王，實際上更像是一位共和總統。他自稱“國家第一公僕”，信奉“人人平等”也即“天賦人權”定理，而且言行一致身體力行。他實行內政改革，消減賦稅救濟貧困，提倡宗教寬容，促興科學文化。建立廉潔高效的公務員制度，使普魯士成為歐洲首個開放有限新聞自由的國家。他實行教育改革，興建了數以百計的學校，使普魯士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普及全民義務教育的國家。他實行律法改革，公佈憲法草案，廢除刑訊逼供，推行司法獨立。允許國民通過上書或求見的方式向國王求助。1777年他寫道：“我很不高興，那些在柏林吃上官司的窮人，處境是如此艱難。還有他們動輒就會被拘捕，比如來自東普魯士的雅各•特雷赫，他因為一單訴訟而要在柏林逗留，員警就將他逮捕了。後來我讓員警釋放了他。我想清楚的告訴你們，在我的眼中，一個窮困的農民和一個最顯赫的公爵或一個最有錢的貴族沒有絲毫高低之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腓特烈二世致司法部長的信）順便說一句，作為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政治軍事理論作家，古今罕有的全才腓特烈大帝多才多藝且德才兼備，他竟還是一位具有相當水準的業餘音樂家，吹得一口好長笛，並且還能作曲。將他的長笛協奏曲、奏鳴曲等混在莫札特、海頓的作品堆裡，幾能以假亂真。進入19世紀，腓特烈•威廉三世放手讓公民參與政治，實行地方自治，改組中央政府機構，給予工商業自由，改革全民義務教育制度。國王提出了這樣的口號：“大學是科學工作者無所不包的廣闊天地，科學無禁區，科學無權威，科學自由！”

德皇腓特烈大帝（1740-1786在位）是德意志启蒙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与代表人物，欧洲名将，同时在政治、经济、哲学、音乐等方面多有建树。

君主們既然如此開明，前途遠非漆黑一團，那麼，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就不失為一個可行的政治改革選項。像法國大革命那樣街壘戰三天兩頭爆發，斷頭臺日夜加緊工作，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暴民運動，不應該是改變歷史進程的唯一方式。這或許就是貝多芬保皇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

1814年維也納會議的積極成果，使歐洲各大國之間的勢力平衡得以長期維繫，直至半個多世紀後的普法戰爭（1870）前，歐洲大陸無戰事，長久和平相對穩定，為各國的科技發展與工業革命創造了一個良好的人文環境，開啟了一個保守中改革的新舊秩序交替的時代。而重演拿破崙戰爭那樣席捲整個歐洲的多國混戰，則要到距維也納會議整整一個世紀後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會議的負面歷史作用：各王朝在竭力鞏固維持封建體系的同時，壓制自由民主思潮，限制呼聲漸高的民眾權利，共和、議會制進程就此受阻延遲。在這種政治大環境下，以追求人性自由為己任的藝術家無疑會感到某種精神壓抑，貝多芬自然也不例外。

他開始抨擊時政，或者確切地說，他開始發牢騷。貝多芬沒有寫過任何音樂或文字來表達對時下政局的不滿，連嘗試也沒有，所以他的言行不構成抨擊時政，而只能算是發牢騷。他的政治牢騷大多發洩在小酒館 —— 不清楚那裡的四周牆壁上有沒有張貼著“莫談國事（或國是）”的警告條幅，不顧朋友們的好心勸阻，他罵皇帝、罵大公爵（想當然不是魯道夫）、罵部長們，嗓門兒又特別地大 —— 別忘了他是個聾子，直嚇得滿座皆驚。

罵皇帝，反了不成。貝多芬竟膽敢在帝國首都的公共場所肆無忌憚，發出如此不和諧之音，其後果將是什麼？聽上去有十足的理由為他擔心。1820年秋一位不萊梅的業餘音樂家訪問維也納時，對此有所記載：“警察局清楚地知道這些事，但是由他去了，原因或許是把他當成了一個幻想家，或許是出於對一代音樂大師的尊敬。”總之是沒找他的任何麻煩。原來如此，看來維也納會議後封建王朝復辟的所謂“黑暗時期”，反動當局的白色恐怖也不過如此。

貝多芬在維也納的小酒館裡罵皇帝、罵政府，表達了他作為一個知識人的基本良知，與對先進的自由民主社會的嚮往。接下來一個問題油然而生：貝多芬這種異於維也納會議期間所作所為的“反帝反封建”言行，是否說明了他意識形態上的翻然悔悟“改邪歸正”，開始棄保皇，擁革命了呢？

答案為否。縱觀貝多芬的一生，大體而言，感情的他始終對帝王們抱有某種好感、幻想和期待，雖然理智的他對後者也時有抨擊與批判。因為社會地位的巨大差異，他不能像和眾多貴族那樣與帝王們建立起如魚得水的直接關係，但幾十年間兩者之間的多次良性互動，一清二楚地揭示了貝多芬對於帝王們的階級立場及情感態度。（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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